凡是“独立”或“自主”的艺术追求，恐怕不仅仅是商业性或娱乐性的行为，而是带有若干自我“超越” (transcendence)性质的梦想；阿多诺(Theodor W. Adorno)在《美学理论》(Aesthetic Theory)一书早就指出，艺术总是具有双重性格：“艺术的双重性格在美学现象中直接显现，此双重性格一方面与经验现实及社会的功能关系有所区隔，但同时也作为经验现实与社会功能关系的一环。”是的，美学现象既是美学范畴里的事情，也是社会范畴里的事实，这双重性格往往并行不悖。
此所以“自主”并不否定“市场化”，只是不愿意降格“媚俗”，那么，从电影到音乐，从时装到发型，从展览到舞台，从网络到街头，市场和媒体还是要兼顾的，那么，如何能让前卫艺术的质量与底蕴“保鲜”？如何能让“自主精神”不致变质？
福柯(Michel Foucault)在《主体与权力》一文中，将“权力”的运作维系在“自由”(及“自主”)的可能性之上，他将“自由”定义为“可能性的开放”，那么，单薄的个体，小写的“我”，在面对社会的大体制之时，如何能持续“自由”或“自主”？福柯为“权力的施展”定义为“结构化的可能性行为”，此一定义，也正好 响应了“针对他人行为的行为模式”。
换句话说，不必追问“可能性”能否继续寄寓于已然“结构化”、“组织化”的行为之中，从本源来说，“可能性”难道不就是无法被构造、被建构、被组织的非结构场域吗？排除了本质主义的疑问，“可能性的场域”依然敞开，但它从来都不是彻底敞开，必须承认： 在某种程度上，“逃生门”已经紧闭了，但那不是绝望和终结，倒恰恰是希望的开端，亦即“可能性”迈步走向“自由”及“自主”最重要的时刻。
“自主文化”一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降，日渐流行，以当时大盛的乐队文化而言，indie也者，往往指向那些来自“草根阶层”的“自主小子”(indie kids)，他们反建制、反权威、反主流、反正统、反社会、反文化……一句话，本质就是反叛，甚至几乎成为反叛的同义词。
非常讽刺的是，这些indie kids很快便从“无名者”成为举世皆知的新“偶像”，比如几个“利物浦小子”瞬即成为疯魔全球的Beatles，又比如当时的“嬉皮士” (hippies)和“垮掉的一代”(beat generation)陆陆续续走向建制，并且成为影响深远的“文化新建制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此后，江山代有人才出，不同形式的“情绪文化”(emo culture)相继崛兴。
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不变的，赫拉克利特(Heraclitus)早就看得非常通透，他说：“万物皆流，无物常驻”。Indie-topia永远是一场接一场的“文化自主运动”，故此，永远不可能以明日(或今日)之“非”否证今日(或昨日)之“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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