凡是“独立”或“自主”的艺术追求,恐怕不仅仅是商业性或娱乐性的行为,而是带有若干自我“超越” (transcendence)性质的梦想;阿多诺(Theodor W. Adorno)在《美学理论》(Aesthetic Theory)一书早就指出,艺术总是具有双重性格:“艺术的双重性格在美学现象中直接显现,此双重性格一方面与经验现实及社会的功能关系有所区隔,但同时也作为经验现实与社会功能关系的一环。”是的,美学现象既是美学范畴里的事情,也是社会范畴里的事实,这双重性格往往并行不悖。
此所以“自主”并不否定“市场化”,只是不愿意降格“媚俗”,那么,从电影到音乐,从时装到发型,从展览到舞台,从网络到街头,市场和媒体还是要兼顾的,那么,如何能让前卫艺术的质量与底蕴“保鲜”?如何能让“自主精神”不致变质?
福柯(Michel Foucault)在《主体与权力》一文中,将“权力”的运作维系在“自由”(及“自主”)的可能性之上,他将“自由”定义为“可能性的开放”,那么,单薄的个体,小写的“我”,在面对社会的大体制之时,如何能持续“自由”或“自主”?福柯为“权力的施展”定义为“结构化的可能性行为”,此一定义,也正好 响应了“针对他人行为的行为模式”。
换句话说,不必追问“可能性”能否继续寄寓于已然“结构化”、“组织化”的行为之中,从本源来说,“可能性”难道不就是无法被构造、被建构、被组织的非结构场域吗?排除了本质主义的疑问,“可能性的场域”依然敞开,但它从来都不是彻底敞开,必须承认: 在某种程度上,“逃生门”已经紧闭了,但那不是绝望和终结,倒恰恰是希望的开端,亦即“可能性”迈步走向“自由”及“自主”最重要的时刻。
“自主文化”一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降,日渐流行,以当时大盛的乐队文化而言,indie也者,往往指向那些来自“草根阶层”的“自主小子”(indie kids),他们反建制、反权威、反主流、反正统、反社会、反文化……一句话,本质就是反叛,甚至几乎成为反叛的同义词。
非常讽刺的是,这些indie kids很快便从“无名者”成为举世皆知的新“偶像”,比如几个“利物浦小子”瞬即成为疯魔全球的Beatles,又比如当时的“嬉皮士” (hippies)和“垮掉的一代”(beat generation)陆陆续续走向建制,并且成为影响深远的“文化新建制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此后,江山代有人才出,不同形式的“情绪文化”(emo culture)相继崛兴。
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不变的,赫拉克利特(Heraclitus)早就看得非常通透,他说:“万物皆流,无物常驻”。Indie-topia永远是一场接一场的“文化自主运动”,故此,永远不可能以明日(或今日)之“非”否证今日(或昨日)之“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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