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遴选政策理论】悟道、明志、践行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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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读书注重自学。他在第一中学读了半年。在此期间,国文教师柳潜借给一套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,他读得非常认真。读完后,认为学校课程有限,在校学习不如自学,遂退学自修,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。自修半年中,他广泛研读西方18、19世纪资产阶级的哲学和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科学著作,如卢梭的《民约论》、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,以及严复翻译的著作,如亚当斯密的《原富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、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、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等。这是第一次比较系统深入地接触和了解西方近代思想文化。在北大图书馆时,利用工作之便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。后来多次回忆,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。他说:“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,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。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书籍。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,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。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,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。”所说的三本书,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《宣言》,考茨基著、恽代英翻译的《阶级争斗》和柯卡普著、李季翻译的《社会主义史》。说,第一次看了这三本书,“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,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,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”。

  读书好结良师益友。1915年6月25日,他在写给湘生的信中就谈到读书交友的重要性,他说:“人非圣贤,不能孑然有所成就,亲师而外,取友为急。”读私塾时,与主张维新的教师李漱清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。在一师时,与杨昌济、徐特立、袁仲谦、黎锦熙、王季范、方维夏等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,他们对的学业和思想有很大的影响。还喜欢结交读书好友,重视交流互鉴,认为学问只有“用之而弥盛”。强调友不博则见不广,少年学问寡成,壮岁事功难立。少年时,他的表兄文运昌对他帮助很大。在一师时,在他身边,有许多志同道合者,蔡和森、陈昌、萧子升、熊光楚、李少青、周执钦、萧三等,交流读书笔记,切磋读书心得,探讨读书、治学之法,探求改造社会之道。

  读书特别讲求读书之法、科学之术。在一师时,他曾多次前往老师黎锦熙处探讨读书治学之法,不断修正错误,改进方法。强调为学之道,应该日积月累,打好基础。他在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《一切入一》所作的序中写道:“今日记一事,明日悟一理,积久而成一学”。认为做学问有如筑台,“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,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”,“台积而高,学积而博”。青年读书强调效率,注重精读。主张有些书以精读为主,深入研读,探其真谛,有的书则一般浏览,略知其义。“不动笔墨不读书”是徐特立常说的一句话,这句话对产生很深影响。在四师、一师时积攒了许多读书笔记。其中有万余言的《讲堂录》,内容涉及哲学、史地、古诗文、数理等。对古今名人治学、处世、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,记录较多。细看所记所悟,可窥读书之广、之精。精研细读的书,都要把字弄清、把词弄清、把事弄清、把理弄清、把来龙去脉弄清,记住新鲜思想和观点,得出自己独立思考的结论。比如,读清初诗人吴伟业的《雪中遇猎》一诗,全诗32句224字,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注解21个。再如,读《日知录序》,全篇不足900字,将序言中列举的八个人物一一查明列出,并且研究各自的学术观点。恩师杨昌济翻译的《西洋伦理学史》是很感兴趣的一本书,学得极为认线本,还写下大量批注,表达自己的认识和领悟。

  读书特别关注时事。来到长沙以后,就养成了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,阅读得最多的是北京、上海和湖南的报纸。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、同盟会办的《民立报》,当时鼓吹革命的《湘汉新闻》,陈独秀主编的倡导新文化的《青年杂志》(一年后改名《新青年》)、章士钊主编的“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”的《甲寅》都是他关注的报刊。他在新军当列兵时,每月饷银大都用于购买报纸。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,购买阅读了大量报纸。到1927年上井冈山为止,他从来没有中断过,购书费用占了他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支出。

  悟道、明志、践行是青少年的读书经,从的读书经中,我们可以感悟到一个人为什么读书,应该读什么样的书,如何读书。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充实自己,更是为了改造社会、改造世界,造福社会、造福世界、造福人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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